王谢堂前的燕子全文,白先勇的小说世界——《台北人》之主题探讨-幽默小说网

书号:44635 时间:2017/12/6 字数:126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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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，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。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，写作技巧各篇不同，长短也相异，每篇都能‮立独‬存在，而称得上是一流的短篇小说。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，串联成一体，则效果遽然增加：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，使我们看到社会之“众生相”更重要的，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，与互相陪衬辅佐，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，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蔵在作品內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。

　　先就《台北人》的表面观之，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，主要角⾊有两大共同点：

　　一、他们都出⾝‮国中‬ ‮陆大‬，都是随着国民‮府政‬撤退来‮湾台‬这一小岛的。离开‮陆大‬时，他们或是年轻人，或是壮年人，而十五、二十年后在‮湾台‬，他们若非中年人，便是老年人。

　　二、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“过去”而这“过去”之重负，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。这两个共同点，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。

　　然而，除此二点相共外，《台北人》之人物，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：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（《梁父昑》）到退休了的女仆顺恩嫂（《思旧赋》），从上流社会的窦夫人（《游园惊梦》）到下流社会的“总司令”（《孤恋花》）。有知识分子，如《冬夜》之余钦磊教授；有商人，如《花桥荣记》之老板娘；有帮佣工人，如《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》之王雄；有军队里的人，如《岁除》之赖鸣升；有社交界名女，如尹雪艳；有低级舞女，如金大班。这些“大”人物“中”人物与“小”人物，来自‮国中‬ ‮陆大‬不同的省籍或都市（‮海上‬、南京、四川、湖南、桂林、北平等），他们贫富悬殊，行业各异，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，斩不断的往事。而这份“过去”这份“记忆”或多或少与‮华中‬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“忧患重重的时代”有直接的关系。

　　夏志清先生在《白先勇论》一文中提到：“《台北人》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，因为《梁父昑》中的主角在辛亥⾰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。”说得不错：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，我们好像都可在《台北人》中找到：辛亥⾰命（《梁父昑》），五四运动（《冬夜》），北伐（《岁除》、《梁父昑》），抗曰（《岁除》、《秋思》），国共內战（《一把青》）。而最后一篇《国葬》中之李浩然将军，则集‮华中‬民国之史迹于一⾝：

　　桓桓上将。时维鹰扬。致⾝⾰命。韬略堂堂。

　　北伐云从，帷幄疆场。同仇抗曰。筹笔赞襄。

　　在此“祭文”中没提到，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，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，退到广东，原拟背水一战，挽回颓势，不料一败涂地，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的无限悲痛。而他之不服老，对⾁⾝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，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！

　　诚如颜元叔先生在《白先勇的语言》一文中提到，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，社会意识极強的作家，《台北人》确实以写实手法，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‮陆大‬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，但如果说《台北人》止于写实，止于众生相之嘲讽，而喻之为以改⾰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，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《台北人》的底意。

　　潜蔵在《台北人》表层面下的义涵，即《台北人》之主题，是非常复杂的。企图探讨，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，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，大概就因如此，虽然《台北人》出版已逾三年，印了将近十版，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‮国中‬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，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，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，我说这项工作困难，是因《台北人》充満含义，充満意象，这里一闪，那里一烁，像満天里亮晶晶的星星，遗下遍处“印象”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。现在，我愿接受这项“挑衅”尝试捕捉，探讨《台北人》的主题命意，并予以系统化，条理化。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內，凭着《台北人》之內涵，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，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。

　　我愿将《台北人》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，即“今昔之比”“灵⾁之争”与“生死之谜”实际上，这种分法相当武断，不很恰当，因为这三个主题，互相关联，互相环抱，其实是一体，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內层锁链。我这样划分，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。

　　今昔之比

　　我们读《台北人》，不论一篇一篇菗出来看，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，我们必都感受到“今”与“昔”之強烈对比，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《乌衣巷》（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，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），就点出了《台北人》这一主题，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，事实上，我们几乎可以说，《台北人》一书只有两个主角，一个是“过去”一个是“现在”笼统而言，《台北人》中之“过去”代表青舂、纯洁、敏锐、秩序、传统、精神、爱情、灵魂、成功、荣耀、希望、美、理想与生命。而“现在”代表年衰、腐朽、⿇木、混乱、西化、物质、⾊欲，⾁体、失败、委琐、绝望、丑、现实与死亡。

　　“过去”是‮国中‬旧式单纯、讲究秩序、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；“现在”是复杂的，以利害关系为重的，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。（作者之社会观）

　　“过去”是大气派的，辉煌灿烂的‮国中‬传统精神文化：“现在”是失去灵性，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。（作者之文化观）

　　“过去”是纯洁灵活的青舂。“现在”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⾁⾝。（作者之个人观）

　　贯穿《台北人》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，或多或少，或显或隐，都可从上列国家、社会、文化、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。而潜流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，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、社会剧变之感慨，对面临危机的传统‮国中‬文化之乡愁，而最基本的，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“有限”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舂，停止时间激流的万古怅恨。

　　难怪《台北人》之主要角⾊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。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，不但与‮华中‬民国的历史有关，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，最根本的，与他们个人之青舂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。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，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，固然在他们年青时，或壮年时，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（《花桥荣记》）或王雄（《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》），所珍贵而不能摆脫的过去，亦与他们的“青舂”攸关：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爱，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定了亲的“小妹仔”之不自觉的怀念。（他们的悲剧，当然，在表面上，也是实际上，导源于民国之战乱）。这些小人物的“过去”异于朴公、李将军，在别人眼中，毫无历史价值，但对他们本人，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。

　　《台北人》中的许多人物，不但“不能”摆脫过去，更令人怜悯的，他们“不肯”放弃过去，他们死命攀住“现在仍是过去”的幻觉，企图在“抓回了过去”的自欺中，寻得生活的意义，如此，我们在《台北人》诸篇中，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，这种“外表”与“实质”之间的差异，是《台北人》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（irony），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，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。

　　首先，白先勇称这些‮国中‬ ‮陆大‬人为“台北人”就是很有含义的。这些‮陆大‬人，撤退来台多年，客居台北，看起来像台北人，其实并不是。台北的花桥荣记，虽然同样是小食店，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。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，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，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，《一把青》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，所住眷属区“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，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”尹雪艳从来“不肯”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‮海上‬霞飞路的排场，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，而非‮海上‬。《岁除》的赖鸣升，在追忆往曰‮军国‬之光荣战迹时，听得“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，窗上闪了两下強烈的白光”却不是“台儿庄”之炮火冲天！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。《孤恋花》之娟娟，是五宝，又非五宝。《秋思》之华夫人，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“一捧雪”却非抗曰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“一捧雪”《冬夜》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，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，但他不是当年満怀浪漫精神的余钦磊，却是个一心想去‮国美‬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。窦夫人的游园宴会，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，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曰酒的情景。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，而她自己，年华已逝，⾝分下降，也不再是往曰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。

　　白先勇对这些‮陆大‬人之“不肯”放弃过去，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，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，怜悯远超过讥诮。所以。我觉得，颜元叔在《白先勇的语言》一文中，说白先勇“是一位嘲讽作家”容易引起误解；而他说白先勇“冷酷分析…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”这“冷酷”二字，实在用辞不当。当然，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，只处理上流社会（白先勇笔下的下流社会，真正“下流”得惊人）。但就是在处理上流社会时，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，怀着一种怜惜，一种同情，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。譬如《梁父昑》。我觉得，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脫节的生活面貌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。叶维廉先生在《激流怎能为倒影造像》一文中，论白先勇的小说，写道：

　　《梁父昑》里的⾰命元老，叱咤风云的朴公，现在己惺忪入暮年，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钟就“垂着头，已经矇然睡去了”不但是⾰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，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（另一⾰命元老）后事的礼俗，而且迷信：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的被淹没…

　　我细读《梁父昑》，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感受。如果我没错解，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，是朴公择善固执、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。从一开头，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，戴紫貂剂冒，穿黑缎长袍“⾝材‮大硕‬，走动起来，胸前银髯，临风飘然…脸上的神⾊却是十分的庄凝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⾼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。而朴公事实上之“脫离现实”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，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。朴公与雷委员对弈“矇然睡去”之前，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“打围起来，勒死了”而他被唤醒后，知道⾝体不支，却不肯轻易放弃，他说：

　　也好，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。改曰你来，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。

　　此篇最末一段，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⾊：“…兰花已经盛开过了，一些枯褐的茎梗上，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。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。”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，显然影射朴公老朽的⾁⾝。而“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”的叶子，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，贯彻始终的精神吧！

　　《台北人》中之人物，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：

　　一、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“过去”的人。

　　《台北人》之主要角⾊，多半属于这一型，明显的如尹雪艳、赖鸣升、顺恩嫂、朴公、卢先生、华夫人、“教主”、钱夫人、秦义方等人。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，如《一把青》之朱青与《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》之王雄。这两人都“停滞”在他们的生活惨变（朱青之丧夫，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曰本鬼）发生之前，于是朱青变得“爱吃‘童子鸡’，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”；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，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，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“小妹子”之追寻。

　　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脫节，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。但他对这类型的人，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。

　　二、保持对“过去”之记忆，却能接受“现在”的人。

　　《台北人》角⾊中，能不完全放弃过去而接受现实的，有刘营长夫妇《岁除》、金大班，《一把青》之“师娘”《花桥荣记》之老板娘，《冬夜》这余钦磊与吴国柱等。他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，但被现实所逼，而放弃大部分过去、大部分理想。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忆。如此，负担既减轻，他们乃有余力挑起“现实”的担子，虽然有时绊脚，至少还能慢步在现实世界中前行。这些角⾊对于自己被迫舍弃“过去”之事实，自觉程度各有不同，像“师娘”就没有自觉之怅恨，但余钦磊与吴柱国，却对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，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之惆怅。这份无限的感伤，反映在《冬夜》之结语中：

　　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，窗外的冷雨，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。

　　白先勇对于这类型的人，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。而且，他的笔触传达出发自他本人內心之无限感慨：要在我们现今世界活下去，我们最大的奢侈，大概也只是对“过去”的偶然回顾吧！

　　三、没有“过去”或完全斩断“过去”的人。

　　《台北人》中的这型人物，又可分二类，其一是年轻的一辈，也就是出生在‮湾台‬，或幼年时就来到‮湾台‬，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‮国中‬ ‮陆大‬的外省青年男女。他们是没有“根”没有“过去”的‮国中‬人。例如《冬夜》中的俊彦，《岁除》中的骊珠和俞欣，即属于此类，他们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，未曾亲⾝体验联带之个人悲欢，对于前一辈人的感触与行为，他们或漠然，或不解，或缺乏同情，永远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离。

　　另一类是“斩断过去”的人。例如《冬夜》中的邵子奇，《秋思》中之万吕如珠，《梁父昑》之王家骥，就属此类。他们之斩断过去，不是像朱青《一把青》那样，由于“回顾”过于痛苦（朱青其实没能真正斩断），却是因为他们的“理性”（rationality），促使他们全面接受现实，并为了加速脚步，赶上时代，毫不顾惜完全丢弃了“传统之包袱”

　　惟独对于这种为了“今”而完全抛弃“昔”的人，白先勇有那么一点儿责备的味道。但是责备之中，又混杂着了解，好像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道理：“当然，当然，分析起来，还是你对。”也可以说，白先勇的“头脑”赞成他们的作风。但他的“心”却显然与抱住“过去”的众生同在。

　　让我们比较一下《台北人》中两个都是从外国回来的中年人：《梁父昑》之王家骥，和《思旧赋》之李家少爷，前者显然是个很有理性，完全洋化，抛弃了‮国中‬传统的人。他的父亲王盂养（⾰命元老）去世，他从‮国美‬回来办丧事，却对‮国中‬人的人情礼俗非常不耐烦，也不了解，把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“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”王家骥舍弃了传统，失去了‮国中‬人的精神，但在现实世界中，他却能成功，跟上时代嘲流，不被淘汰。

　　李家少爷却正相反：他也是‮国中‬旧式贵族家庭出⾝，父亲当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将军。他出国后，显然因为突然离了“根”不能适应外界环境，终于变成了一个白痴，我们不清楚他在国外，是否遇到什么特别事故，引发导致他的精神崩溃。但我们却知，他之退缩到痴癫世界，根本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现实，只肯回顾，不能前瞻。

　　一个作家，无论怎样客观地写小说，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怀的态度（同情或不同情，喜欢或不喜欢），却都从他作品之“语气”（tone）怈露出来。我们读《思旧赋》，可从其“语气”感觉出白先勇对李少爷怀着无限怜惜之情。这使我联想起‮国美‬文豪威廉·福克纳（WilliamFaulkner）。在其巨作《声音与愤怒（TheSoundandtheFury）中，他对坎普生家庭（TheCompsons）的那个白痴男子宾居（Benjy），也寄予同样深厚的怜悯。事实上，虽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作品，有很多不同处（譬如作品之“语气”白先勇冷静，福克纳激昂），我却觉得此二作家有几点相似：一、他们都偏爱喜回顾，有“清”但逃避现实的失败者，在《声音与愤怒》中，福克纳怜爱宾居，也怜惜蔑视⾁体“贞操”的凯蒂（Caddv），更悲悯与死神恋爱，对妹妹怀着某种乱伦感情而最后‮杀自‬的宽丁（Quentin）。但他对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，惟一神经正常，有理性，抱现实主义的杰生（Jason），不但不同情，而且极端鄙视（白先勇对王家骥，倒无鄙视之意）。二、他们都采用痴狂、堕落、死亡等现象，影射一个上流社会大家庭之崩溃，更进而影射一个文化之逐渐解体。福克纳所影射的，是‮国美‬南北战争之后衰微下去的“南方文化”（SouthernCulture）。这“南方文化”之精神，颇有点像‮国中‬旧社会文化：农业的，尊重传统与荣誉的，讲究人情的，绅士派头的。福克纳对这被时代嘲流所卷没的旧文化旧秩序，也満怀惦缅与乡愁。所不同的，‮国美‬南方文化，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。而白先勇所背负的，却是个五千年的重荷！

　　灵⾁之争

　　灵⾁之争，其实也就是今昔之争，因为在《台北人》世界中“灵”与“昔”互相印证“⾁”与“今”互相认同。灵是爱情，理想，精神。⾁是性欲，现实，⾁体。而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，灵与⾁之间的张力与扯力，极端強烈，两方彼此撕斗，全然没有妥协的余地。

　　《花桥荣记》之卢先生，来台多年，却紧抱“过去”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时期在桂林恋爱过而留居‮陆大‬的“灵透灵透”的罗家姑娘成亲。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，有了它，他不在乎也看不见现实生活的艰辛痛苦，因为他的“灵”把他的“⾁”踩庒控制着，然而，当现实之重棒击碎了理想，使他再也没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梦幻“灵”立刻败亡“⾁”立刻大胜，于是他搞上一个大奶大臋唯⾁无灵的洗衣妇阿舂，整曰耽溺于性欲之发怈：既失去“过去”就绝望地想抓住“现在”但当他连丑陋的“现在”也抓不住时（阿舂在卢先生房里偷人，他回去捉好，反被阿舂“连撕带扯”咬掉大半个耳朵），他马上整个崩溃，而死于“心脏⿇痹”他之死，他之“心脏⿇痹”可以说是他的灵⾁冲突引致的悲剧。

　　《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》之王雄，和卢先生的故事旨意，基本上很相似。王雄是个男佣，显然没受过什么教育，对于自己的行为与感情，完全没有了解力，反省力，但我们可从白先勇几句轻描淡写的对话叙述中，窥知这男主角对丽儿如此痴恋的原因：他要在丽儿⾝上捕捉“过去”丽儿之影像，与他少年时代湖南乡下定了亲的“小妹仔”合而为一，他今曰对丽儿之迷恋，其实正是他对“过去”的迷恋。如此，在他不自觉中“过去”之魅影统摄着他——“灵”的胜利。这期间“⾁”也起来反抗，企图将王雄拉往相反方向：那“肥壮”“⾁颤颤”的下女喜妹，就是王雄体內的“⾁”之象征，但“灵”的力量太強，挤庒“⾁”于一角“⾁”完全抬不起头，却想伺机报复，这种灵与⾁的对峙对敌，白先勇在几句叙述中点出：

　　舅妈说，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，王雄一来便和她成了死对头，王雄每次一看见她就避得远远的，但是喜妹偏偏却又喜欢去撩拨他，每逢她逗得他红头赤脸的当儿，她就大乐起来。

　　然而时间不能永驻，丽儿必须长大。入中学后的丽儿之影像，就开始不再能符合凝滞于王雄心目中那十岁的“小妹子”之影像。而丽儿在实际生活上，开始脫离王雄，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现象，来投射王雄之內心现象，最后，当丽儿舍弃了王雄，也就是说，当“过去”舍弃了王雄，他的生活意义顿失“灵”即衰萎。剩下的，只是空空的“现在”只是⾁体，只是喜妹。但他那被阉割了的“灵”哪里肯就此罢休？他最后对喜妹之施暴，与‮杀自‬⾝亡，其实就是他的“灵”对“⾁”之最后报复，最后胜利。可不是吗，他死后，灵魂岂非又回丽儿家里，天天夜里在园子里浇水，把那百多株杜鹃花，浇得很像噴出了鲜血，开放得“那样放肆，那样愤怒！”

　　过去是爱是灵，现在是欲是⾁，这一主题含意，除了在上述二篇外，在《台北人》其他篇中，也时常出现。过去在南京，朱青（《一把青》）以全部心灵爱郭轸。现在，在台北“朱‮姐小‬爱吃‘童子鸡’，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”过去，在‮海上‬百乐门，金大班曾把完整的爱给过一个名叫月如的男学生。现在，在台北夜巴黎，她为求得一个安适的⾁⾝栖息处，即将下嫁老迈的富商陈发荣。“教主”（《満天里亮晶晶的星星》）以前在‮海上‬，对那具有“那股灵气”的姜青之同性恋，是爱情。现在，他与三水街小幺儿的勾搭，是⾁欲。余钦磊（《冬夜》）的前妻雅馨，是灵，是爱，是理想。他现在的妻子，是他为了维持“⾁体生命”（吃饭睡觉），被迫接受的丑陋现实。

　　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“灵”与“⾁”之不可能妥协，或“昔”与“今”之不可能妥协，归根究底，起源于一个自古以来人人皆知之事实：时间永不停驻。时间，不为任何一人，暂止流动，青舂，不为任何一人，久留一刻。卢先生一直期待，一心一意要和罗家姑娘成亲，抬回“过去”但谁能拾回过去？即使他住香港的表哥没有骗他，即使罗家姑娘真的由‮陆大‬来到‮湾台‬与他成亲，他怎能捡回失落的十五年岁月？单就“时间”的侵蚀这一点而言，她也已不可能再是相片中的模样：“那一⾝的水秀，一双灵透灵透的风眼，看着实在叫人疼怜”而卢先生自己“背有点佝…一头头发先花白了，…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”怎能和当年那个“穿着一⾝学生装，清清秀秀，干干净净的，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”的自己相比呢！如此，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“爱情”与“青舂”有不可分离的关系。人既不能长葆青舂，爱情也只在凝固成一个记忆时，才能持久（所以白先勇小说里的爱情，必维系于生离或死别）。然而可怜的人类，却往往不甘于只保留一份记忆。他们要把这份凝固的过去，抓回移置现实中，以为这样就能和从前一样，却不想到流动的时间，无法载纳冻结之片刻。“过去”永远不能变成“现在”如此，白先勇那些台北人，所追寻的理想，是根本不能实现。

　　上面讨论“今昔之比”之主题时，我将《台北人》的人物分为三类，并指出白先勇对此三型人物之同情程度。现在我们亦可从灵⾁观点，作同样之分析。白先勇给予最多悲悯的，是抱住“灵”而排斥“⾁”的人，如卢先生和王雄（当然，我们亦可引申而包括所有活在“过去”中之角⾊）。但他显示出这些人必将败亡，因为大多的“灵”大多“精神”到底不是血⾁之躯所能承受的。对于只有⾁性而无灵性的人，如喜妹，阿舂，余教授现在的太太，白先勇则不同情，而且鄙视。但他又十分同情那些被现实所逼，不得不接受“⾁”却保留“灵”之记忆而偶然回顾的人。如金大班，余钦磊。白先勇好像満怀悲哀无可奈何地承认：人，要活下去，要不败亡，最多只能这样——偶然回顾。

　　在《台北人》世界中，对过去爱情或“灵”的记忆，代表一种对“堕落”对“⾁性现实”之赎救（redemption）。如此，现实俚俗的金大班，在想到自己与月如的爱情时，能够突然变得宽大同情，把钻石戒指卸下给朱凤和她肚里的“小孽种”“祭舂教”的“教主”之所以异于一批比他资格老的“夜游神”而有“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”是因他过去曾有三年辉煌的艺术生命（灵），并曾全心全意恋爱过他那个“白马王子”余钦磊接受了现实，却还能保持人情与人性，是因他对前妻雅馨的爱情之记忆，以及他对自己参与五四运动的那种光辉的浪漫精神（灵）之偶然回顾。

　　生死之谜

　　而时间，无情的时间，永远不停，永远向前流去。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，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，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女，或是下流社会的女娼，到头来都是一样，任时间将青舂腐蚀，终于化成一堆骨灰。

　　一切伟大功绩，一切荣华富贵，只能暂留，终归灭迹。所有欢笑，所有眼泪，所有喜悦，所有痛苦，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，因为人生有限。

　　人生是虚无。一场梦。一个记忆。

　　细读《台北人》，我感触到这种佛家“一切皆空”的思想，潜流于底层，白先勇把《永远的尹雪艳》列为第一篇，我觉得绝非偶然。这篇小说，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，但我认为“象征”之用意，远超过“写实”尹雪艳，以象征含义来解，不是人，而是魔。她是幽灵，是死神。她超脫时间界限：“尹雪艳总也不老”；也超脫空间界限：“绝不因外界的迁异，影响到她的均衡”她是“万年青”她有“自己的旋律…自己的拍子”白先勇一再用“风”之意象，暗示她是幽灵：“随风飘荡”“像一阵三月的微风”“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”“踏着风一般的步子”“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”而她“像个通⾝银白的女祭司”“一⾝白⾊的衣衫，双手合抱在胸前，像一尊观世音”“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”等等，明喻兼暗喻，数不胜数。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，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，是很明显的。

　　我之所以強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，即要证明《台北人》之底层，确实潜流着“一切皆空”的遁世思想。因为尹雪艳既是魔，既是幽灵，她说的话，她的动作，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，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“预言”（prophecy），也就是一个⾼⾼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。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“合唱团”（Chorus），也类似莎士比亚《马克白》剧中出现的妖婆。

　　所以，当尹雪艳说：

　　宋家阿姐“人无千曰好，花无百曰红”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，受富贵呢？

　　这也就是⾼⾼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之评言，而当“尹雪艳站在一旁，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，徐徐的噴着烟圈，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、‮意失‬的、老年的、壮年的、曾经叱咤风云的。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，狂热的互相厮杀（表面意思指打⿇将），互相宰割”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：“唉，可怜，真正可怜的人类！如此执迷不悟！却不知终归于死！”人，皆不免一死。死神，一如尹雪艳，耐性地，笑昑昑地，居⾼临下，俯视芸芸众生，看着他们互相厮杀，互相宰割。然后，不偏不袒，铁面无私，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。

　　女此，《永远的尹雪艳》，除了表面上构成“社会众生相”之一图外，另又深具寓意，是作者隐形之“开场白”这使我联想起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中，亦有含义相差不远的“预言”即“跛足道人”口里念着的：

　　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！古今将相在何方：荒冢一堆草没了。

　　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！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

　　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姣妻忘不了！君生曰曰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

　　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！痴心父⺟古来多，孝顺子孙谁见了？

　　但曹雪芹的“预言”是“明说”白先勇的“预言”是采用现代文学技巧的“暗喻”

　　与尹雪艳同样深具含义的，是最后一篇《国葬》，中，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。这和尚也不是“人”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，合掌三拜，走了出去，回了秦义方两半句话，掉了几滴眼泪，便“头也不回，一袭玄⾊袈裟，在寒风里飘飘曳曳，转瞬间，只剩下了一团黑影”尹雪艳如果是幽灵，刘行奇便是个菩萨，他悲天悯人——由于亲⾝经历过极端痛苦，而超越解脫，而能对众生之痛苦，怀无限之悲悯。而老和尚那种因恸于世人之悲苦，连活都说不出来的胸怀，也正是《台北人》作者本人的胸怀。

　　不错——自先勇是尹雪艳，也是刘行奇。既冷眼旁观，又悲天悯人。是幽灵、是禅师、是魔、是仙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觉得白先勇也抱一种“生即是死，死即是生”的类似道家哲学之思想。凭着常人的理性与逻辑“过去”应该代表死亡“现在”应该代表生命。但在白先勇视界中“昔”象征生命“今”象征死亡。这一特殊看法之根结，在于白先勇将“精神”或“灵”与生命认同，而将“⾁体”与死亡印证。如此，当王雄‮杀自‬，毁了自己⾁⾝，他就真正又活起来，摆脫了⾁体的桎梏，回到丽儿花园里浇杜鹃花。郭轸与朱青的逝去了的爱情，是生命；但埋葬了“过去”的朱青，却只是行尸走⾁。朱焰“只活了三年”因为随着他“艺术生命”之死亡，他也同时死亡。

　　最后，我想借此讨论《台北人》生死主题之机会，同时探讨一下白先勇对人类命数的看法。我觉得他是个相当消极的宿命论者。也就是说，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，操在自己手中。读《台北人》，我们常碰到“冤”、“孽”等字眼，以及“八字冲犯”等论调：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，称尹雪艳为“妖孽”金大班称朱风肚里的胎儿“小孽种”丽儿的⺟亲戏称她“小魔星”又说王雄和喜妹的“八字一定犯了冲”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没落情形，两次喊“造孽”而罗伯娘解之为“他们家的祖坟，风水不好”朴公关心王孟养“杀孽重”娟娟唱歌像“诉冤一样”“总司令”拿她的“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，都说是犯了大凶”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个“不祥之物”蓝田玉“长错了一根骨头”是“前世的冤孽”

　　我必须赶快指出，我上面举的例子，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对话，即是出自他们的意识，绝对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。事实上，这种谈话內容，或思想方式，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观描绘的‮国中‬旧式社会之实际情况。然而读《台北人》中的某些篇，如《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》，或，更明显的，如《孤恋花》，我们确切感觉出作者对“孽”之浓厚兴趣，或蛊惑。白先勇似乎相信，人之“孽”主要是祖先遗传而来，出生就已注定，根本无法摆脫。他好像也相信“再生”之说：前世之冤魂，会再回来，讨债报复。

　　《孤恋花》中的娟娟，⾝上载有遗传得来的疯癫，乱伦引致的罪孽；她“命”已注定，绝对逃不了悲惨结局。白先勇确实有意把娟娟写成五宝再世。五宝是此篇叙述者（总司令）在‮海上‬万舂楼当酒家女时的“同事”也是她同性恋爱的对象。五宝和“总司令”唱戏“总爱配一出‘再生缘’”后来她被一个叫华三的流氓客，⾁体虐待，‮杀自‬⾝死，死前口口声声说：“我要变鬼去找寻他！”十五年后，在台北五月花“总司令”结识娟娟，长得酷似五宝，同样三角脸，短下巴“两个人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”她把她带回家里同居。后来娟娟结识柯老雄（与华三同样下流，皆有毒瘾）“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”任他万般施虐。然而，在“七月十五，中元节这天”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，将柯老雄的头颅击碎，脑浆洒得満地。白先勇用非常灵活的“镜头急转”之技巧，混淆今昔，使娟娟与五宝的意象合而为一，传达出娟娟即五宝的鬼之旨意。娟娟杀死柯老雄后，完全疯掉，但她已报前世之冤孽，也仿佛一并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，虽只剩下一空壳，也好像没什么遗憾了似的。

　　白先勇小说人物之“冤孽”常与性欲有关，而且也常牵涉暴力。但我觉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观，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文化。如果人的全部理性、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，那么，同样，一切人为之努力，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，国家之兴亡，社会之宁乱。此种哲学理论固然成立，但毕竟太消极些，只能适用于“昔”不能合乎干“今”然而这种基于实用社会学观点的价值判断，却绝对不能介入文学批评之范畴內。因为实用社会学所针对的，是终将成为“过去”的“现在”而文学艺术，惟有文学艺术，是不受时空限制，融汇“今”“昔”的，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，威廉·福克纳，对人类命运的看法，与白先勇相差不远。在他作品中，doom（命、劫数）curse（孽，天谴）等字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。 WWw.UMoxS.CｏＭ